7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推进我国城市发展以及城乡融合指明了方向。当前，通过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等战略举措，中国城乡差距显著缩小，城乡联系日渐增多，城乡关系呈现融合发展态势，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完全消除。为适应城镇化发展趋势，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以县域为空间载体，通过优化城乡空间格局、升级城乡产业、共享城乡公共服务、统一城乡治理体制机制等手段促进土地、人、资本要素在县域城乡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破除县域城乡空间、产业、服务、治理的割裂，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高质量发展特色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城乡关系的系统性重构，它不仅关乎产业升级，更是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高质量发展有特色的县域经济，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前，大部分县域尤其是中西部县域普遍面临产业结构单一、要素外流、转型乏力等困境，导致城乡产业协同不足、辐射带动弱化。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立足县域资源禀赋，以县城为枢纽培育特色产业集群——这既是重塑县域经济内生动能的必然选择，更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物质基础。县域经济与城乡融合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通过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推动生产要素重组和价值链升级，实现“以城带乡”的物质积累，而城乡要素的优化配置又为县域经济注入持续活力。这种动态循环旨在打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使工业化成果转化为反哺“三农”的现实力量。需认识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壮大有助于加速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建设转型升级。通过筑牢特色产业根基，打通城乡融合的“任督二脉”，实现发展动能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构。
促进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县域城乡融合
县域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换当前主要表现为人口、资本、技术等从农村加速流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完全破除，大城市向县城、城市向农村的要素流动面临诸多困难。城乡二元体制所导致的结构性壁垒使得城乡间的资源流动受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要求“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这需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破除制度壁垒，从而完善有利于推进“人地钱技”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制度和政策供给，确保任务扎实有序推进。
“新四化”同步发展助力县域城乡融合
现代化涉及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西方发达国家是顺序发展的“串联式”过程，我国是叠加发展的“并联式”过程。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新时代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推动“新四化”同步发展。推进“新四化”在时间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一体布局、功能上耦合叠加，是新发展阶段实现城乡融合的内驱动力和主要路径。其中，新型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和核心内容，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引领；新型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搭建承接工业化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和平台；农业现代化则通过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进一步夯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基础；信息化又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注入新活力，引领融合发展。
进一步推进县域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地区模式，而应立足县域实际，在差异化竞争中寻找突破口。一方面，要激活本地资源禀赋的潜在价值，让县域独特的产品、山水、技艺、文化等变成可交易、可迭代的价值符号。另一方面，要构建开放包容的发展生态，吸引外部要素与本地优势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产业叠加，而是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有机衔接，形成城乡互促共进的发展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与乡村振兴形成战略协同。产业兴旺不能仅停留在县城层面，而要向乡村延伸，形成“县城龙头+乡镇节点+村级网络”的梯度布局，让产业能量在县域城乡自然流动。
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推进要素双向流动，亟待制度创新。要素的双向流动并非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对城乡身份、权利与机会进行重新编码的社会过程。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金融制度的联动创新，共同指向更宏大的命题：如何在制度层面为“人—地—钱”的重新耦合创造一种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的规则框架。从更深更长远来看，如何让“流动”构建一种生产性力量——在流动中生成新的社会契约，在流动中重塑城乡关系的伦理基础，让流动成为城乡融合的价值共识。
挖掘“三农”自身价值。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包容、保护乡村发展基础上的城乡融合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发展，并非将乡村简单地“城市化”，要让城乡居民平等地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外部资源输入乡村应被理解为激活乡村内生主体性的动力，要通过不断挖掘乡村特色，包括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提升农村作为生态产品供给地、休闲观光目的地、生态文化承载地的现代价值。城乡一体化的治理体系应是“共同体意识”的再生产——让城乡在差异中相互承认，在互动中共同进化，强化县域、乡镇和农村之间的合作治理。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对县域城乡融合的介入，使城乡关系从“物理连接”走向数字融合。它让乡村居民以“数字主体”平等进入市场体系，让城市资源以“数据要素”的形式下沉乡土社会。通过重构城乡连接方式，使县域能够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最终形成数据驱动、智慧互联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作者分别系四川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李明 胡宏